張瓏：張元濟學英語

先祖父張元濟先生26歲中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從此走上當時最為理想的仕途。但是，1894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中國大敗，許多有識之士開始醒覺到改變現(xiàn)狀已刻不容緩。張元濟在他的《追述戊戌政變雜詠》中有這樣的記述：“中日戰(zhàn)敗，外患日逼。憂時之士，每相邀約在松筠庵、陶然亭集會，籌商挽救之策，討論當時所謂時務、西學，余亦間與其列。”這是1895年的下半年，29歲的張元濟第一次談及西學。他認為必須認識世界發(fā)展的大趨勢，借鑒國外的先進思想和經驗以求自強，方能救國家于危亡。而要跨出這一步，首先必須懂英語。

1896年8月，30歲的張元濟進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章京，開始對國際形勢和西方國情有了更多的接觸和了解，也看到了由于不懂外語而在外交工作中屢犯錯誤的嚴重性。在百日維新期間，他受到光緒皇帝召見。在君臣對話中，談到了培養(yǎng)使領人才和學習外語的必要性。國家危亡的時代背景，成了他學習英語的強大動力。

張元濟不尚空談，凡是下了決心的，說干就干。1896年6月8日， 在致好友、維新派人士汪康年的信中有這樣的話：“英文已習數(shù)月，僅識數(shù)千字，而尚難貫通。”可見從1895年第一次提及西學開始，他已把心愿付諸行動，在短短不足一年的時間里，已經學了數(shù)千個英語詞匯，并且說：“前月業(yè)已從師，擬即日遷寓館中。”請了英語老師，并準備搬到學館里去住，張元濟學習英語的熱情和專注由此可見。

中國出版第一人：張元濟

1897年初，他和幾個朋友辦起西學堂，最迫切的兩件事是購置課本和聘請教師。由于在北京難以購得外文圖書，張元濟委托在上海的友人汪康年代為購買。上海是最早開埠的城市，各種英文圖書相對較多。1897年一年中，托購圖書的往來信件就有二十多封，從中可以了解到當時學英語用的是什么教材。所托購的清單包括天文、百鳥、百獸、光、電、水、熱等科學性內容的各種掛圖和對這些圖的說明，為當時教會辦的翻譯出版機構“益智書會”所出版。此外還有《三順文法》。但是通信中竟無一處談及有什么英語課本。由此可以推斷兩點：

一，當時對于英文語法的重要性已經有所認識，所以迫切需要《三順文法書》，但對于那本文法書的內容則無從考證;

二，估計當時沒有適合中國人學英文的課本，所以才會買這么多掛圖和各種圖籍的說明，用來看圖讀文，并獲得新知識。圖集說明的文字肯定相對平直淺顯，比英語原版的政經文史和科學類的圖書更適合初學者。這也是在缺乏教材的條件下，開創(chuàng)出來的一條可行的路子。由此可以想象在張元濟時代要學習英語是何等的艱難。

至于聘請英語教師，張元濟有明確要求，認為必須“貫通中西文學”，“須明教人之法”。當時有一位馬眉叔，英文甚好。但張元濟見了數(shù)次后卻認為不合適。因為馬君英文雖好，卻不懂得教學之道。他說：“最要者，精通西文，而能以漢文達其意。”足以證明他絕不盲目地聘請英語教師。

1897年下半年，張元濟在西學堂的基礎上又辦起了通藝學堂。這是一所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立案的學堂，除了教授英國語言、文法外，還教授各種新學如西方近代史、哲學、政治學、倫理學等，還有數(shù)學、化學、物理、天文、地理、人體學等科學知識。張元濟在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立案呈文中有如下一段關于英語學習的話：“數(shù)月以來，悉心研究，覺其條例之密，孳乳之蕃，字句之后先，詞氣之輕重，例繁類雜，融貫為難。”這是從1895年第一次提及“西學”后，他在兩年時間內學習英語心得體會的總結。這短短數(shù)語的意思大可考究：

一，“條例之密”，應該是指英語語法。對于從來沒有接觸過英語的中國人來說，語法是一道難題。中文雖然也有語法，但變化靈活，不受嚴密規(guī)定的拘束。而英語或其他西方語言，則受嚴格的語法條理所規(guī)范。東西方語言有著巨大的差異，對初學者來說，學英語的第一道坎就在語法。

二，“孳乳之蕃”，“孳乳”二字詞典的解釋是：“繁殖”，泛指“派生”。英語的一些詞往往可有多種變化，從一個根詞可以派生出許多不同的詞，意思不同，用法也不同。

三，“字句之后先”，指的應該是句法。英語的敘述句、疑問句、驚嘆句的用詞排列各有所不同，這是最基本的“字句之后先”。進一步說，英語的一個句子往往可以很長，里面包含多個層層相套的短語或從句。而短語和從句的先后順序排列又是和句子的意思息息相關。這是更深一層的“字句之后先”。在閱讀或翻譯成漢語的時候，如不能正確理順其中的從屬關系，便往往導致誤解。

四，“詞氣之輕重”，指的是在表達意思的時候，需要加重語氣時的一些處理方法。

從張元濟總結的學英語的心得體會，足見那時他對英語的掌握已具相當水平。那么他的英語實際運用能力究竟如何?

根據(jù)《張元濟年譜長編》的記載以及家人的回憶，我們得知他有一位英國朋友柯師太福醫(yī)生。張元濟和住所相近的好友嚴復、伍光建，常常在柯師太福醫(yī)生家里的陽臺上相聚聊天。嚴、伍與柯用英語對話，而張則在旁細聽，用心揣摩。由此他的英語聽、說能力大有長進。據(jù)我的堂姐、張元濟的侄孫女張祥保回憶，柯師太福大夫結婚后，是在我們家度蜜月的。張祥保小時候認識柯氏夫婦，并經常聽見張元濟用一種她“聽不懂的語言”和他們交談。我小時候也有過類似的經歷。1938年，父親的一位美國朋友范海碧來上海，和我們全家在一起吃飯。祖父、父親和范在飯桌上用英語交談，我一句也聽不懂。這些回憶足以證明祖父用英語應對一般性的交流是沒有問題的。這一點在張元濟去歐美各國考察的情況中也得到印證——他于1910年啟程赴歐美考察教育、出版、印刷事業(yè)，為時近一年。從幾處記錄看，在考察過程中與外國人的一般性交流都是自己獨立應對。當然，由于這次考察，除英美兩國外，還包括德、法、意、瑞士等許多國家，各國語言不同，翻譯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在出席正式的場合，或談比較重要的問題時，更需要翻譯。

至于張元濟的英語閱讀能力，只從極少的資料中看到簡略介紹。一見于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的訪華游記，中有記述訪問張家時的一個情景：“到張菊生家的時候，看到桌子上擺著整套的Encyclope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書)。”大英百科全書擺在書桌上，足見是經常翻閱的。此外，張祥保的回憶中有如下一段記錄：“家里的書除了線裝書、中文書以外，也還有外文書。我上了中學后，在一個柜子里發(fā)現(xiàn)各種學科的英文書：政、經、法、文、史、哲、天文、地理各類都有，如赫胥黎和莎士比亞的作品。在有些書中叔祖還加上了蠅頭小字的眉批。”這一段回憶很有信息量。赫胥黎(1825-1895)，英國著名博物學家，達爾文進化論最杰出的代表。莎士比亞(1564-1616)，英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戲劇家，世界最卓越文學家之一。他們的著作張元濟也已涉獵，甚至還有蠅頭小字的眉批，說明他在沒有合適課本的情況下，干脆直接讀原文。這種鉆研的精神，恐非一般人所能及。

張元濟還看到了辭典對于學習英語的重要性，于1905年初夏，登門拜訪留美歸國并已入上海圣約翰書院任教的顏惠慶博士，誠懇委托他主編《英華大辭典》。1908年3月《英華大辭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全書精裝上下兩冊，正文2706頁，收入英文單詞68000字。采用韋氏音標注音，詞義解釋采用英文、中文雙解。辭典中收入大量科學單詞。上海圣約翰書院院長卜舫濟在為這部皇皇巨著寫的序言中，贊揚商務印書館主人出版該辭典的遠見和明智，也為能找到像顏惠慶這樣一位既通曉英文科學知識，又有精深中文功底的主編表示慶賀。在學習英語尚缺乏教材又無工具書的年代，這樣一部大辭典的誕生，應該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在聘請人才方面，張元濟也慧眼獨具。1908年5月，他以月薪300兩銀子聘請精通英語的鄺富灼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英文部，成為商務印書館張元濟時代英文出版方面最重要的負責人。

至于說到翻譯的質量，張元濟是具較高判斷能力的。例如他以二千兩銀子的高價購買嚴復的《原富》譯稿，并評論道：“本年購買譯稿唯《原富》價昂，而譯筆亦獨精審。如此文筆，以后恐不易多得。”又如他對山西大學堂譯書院印邁爾《通史》的評價是：“原本尚好，惟譯筆殊欠修飾。”對于廣學會出版的《萬國通史》前編、續(xù)編、三編的評價是：“搜輯甚富，而文字太劣。”能作出這樣的鑒定需具有兩個方面的條件：深厚的漢學功底，通曉英語的能力。也就是他所說的：“自非深于華文，無以究洋文之精奧。”

張元濟以極大的熱情投入英語學習，目的在于學習西方的先進思想和科學，以掃除國內陳腐之氣，從而振發(fā)國民之精神。但是他對學習外文又有非常清醒的認識：“中國開化甚早，立國已數(shù)千年，亦自有其不可不學之事，何必舍己蕓人。竊謂今日設學宜抱定此意，必學為中國人，不學為外國人。”他的最后兩句話，擲地有聲，足以醒世。張元濟之所以能做出一番功在千秋的事業(yè)，首先是他立足于中華文化的沃土之上。祖國文化的深厚底蘊滋養(yǎng)了他，給了他智慧和能力，英語只是他一個有效的工具。張元濟學英語的時代距今已一百多年，在全國一片外語熱的今天，我們也能有這樣清醒的認識嗎?

本文刊于2016年11月19日《文匯報·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