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理論衰落之后,輕易的復蘇是不可能的,而折中主義和包容法也難以奏效。因此我們可以思考理論的歷史,試著跳出理論,以便從外部來審視它。不過,直到最后我們還是一直想要討論我們自身變化的這個過程,因為這于我們而言最為重要。但是,那種將形而上學和生成變化聯(lián)系起來的理論,正是我們走到如今僵局的原因。所以,我們需要的是拋棄形而上學來談論生成變化的方法:一種從文化的層面討論我們?nèi)绾纬蔀槿缃襁@個狀態(tài)的方法。*
關(guān)鍵詞:過程理論;折中主義;包容性;形而上學;生成;解釋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過真正的理論的歷史。我懷疑,對很多人來說,這個主題是難以想象的。當我跟對理論有所研究的幾位老朋友和其他人提出這個主題的時候,他們的反應普遍是,對我所說的東西完全沒有興趣。有時這種情況更加糟糕,就好像沒有人愿意思考:理論也可以有自己的歷史。因為假如說理論有其歷史,那就意味著理論像其他有歷史的事物一樣,早晚也會有其終點。對很多人而言,這看上去完全不能想象。與此相反,對此最常見的反應是有意無意地選擇生活在一種永恒的天真當中,就像是回到列維-斯特勞斯和他那代人所創(chuàng)造的人類學“黃金時代”。假如沒有時間,那么一切都可以拿來對比和類比。而且,就像我剛開始教授理論時所發(fā)現(xiàn)的那樣,這也是大多數(shù)理論教科書的組織方式:不以任何一種時間順序排列,而是假裝它們都處于某種不受時間影響的空間。我們可以說,這仿佛是伊甸園里的那些果樹,都在等著我們?nèi)フ印鴮嶋H上,我記得至少有一項研究嘗試從歷史的角度去考察理論。但那是一項長達兩卷的研究,一直追溯到古典時期。有意思的是,它將理論與批評的歷史結(jié)合了起來,這種方法我覺得現(xiàn)在恐怕很少會有人愿意接受。我猜想大多數(shù)對理論感興趣的人會作出顯著的區(qū)分:批評的歷史屬于過去,理論才是不會終結(jié)的現(xiàn)在。其中原因就是:批評的歷史表明人們過去如何思考,而理論是我們?nèi)缃袼伎嫉姆绞?。我想到一位維多利亞時期作家特羅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小說標題:《如今世道》(The Way We Live Now)。理論是我們?nèi)缃袼伎己蜕畹姆绞?,這就是為什么對很多人來說它不能僅僅成為我們用歷史的方法去處理的對象。
也許,我們還可以把理論看作是我們逐漸獲得自我意識的過程。自我意識有一個特點,就是一旦我們獲得了它,就無法走回頭路了。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我們已經(jīng)離開伊甸園了。就各種理論形式而言,我們也許想要活在永恒的天真里,而不想從歷史的角度去討論它們。但是有種永恒的天真是我們再也不愿意生活在其中的,那就是前理論狀態(tài)。我們一旦獲得了自我意識,就無法回到永恒的天真,因為那就像是在說你要回到獲得知識之前的狀態(tài)。這是我們不會想去做的事情。知識就是力量。因此我們不會想從擁有知識的狀態(tài)回到天真的狀態(tài)。我們都知道英語研究作為語文學時是怎樣的,也知道社會理論在列維-斯特勞斯之前的狀況。那樣的日子已經(jīng)過去了,因為我們現(xiàn)在更加意識到一個領(lǐng)域和它的研究對象之間的關(guān)系可能有多么的復雜。換句話說,一旦你了解了笛卡爾的認識論以及認識的不確定性,你就不可能回到對外部世界確實可知性的天真信念中。相反,如今我們知道,對任何一個領(lǐng)域而言,我們都不僅需要考慮它的研究對象是什么,還要思考與之相關(guān)的哪種知識可以算作是有意義的,以及如何才能最好地獲得這種知識。
但假如我們要的是自我意識,那么關(guān)于理論,我們首先需要意識到的就是它是如何走到終點的。似乎沒有人想要承認理論有終結(jié)的可能。但也許是時候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了。在這里我們可以想一想數(shù)學邏輯的歷史以及20世紀初非常流行的建立數(shù)論基礎(chǔ)的整個計劃。希爾伯特(David Hilbert)認為這樣的計劃可行,不同的人也作了不同的嘗試。一開始這看上去似乎就是一個簡單的找到幾個正確公理再繼續(xù)向上推理的問題(Whitehead& Russell,1927)。但是哥德爾(Kurt G?del)發(fā)現(xiàn)了這個推理過程中的一個裂隙:一個很簡單的命題可能會導致矛盾的結(jié)果,從而使這個命題(在真理價值的意義上)不可判定——于是我們就有了著名的“算數(shù)的不完備性定理”??梢韵胍姷氖牵谀侵?,人們對于數(shù)論基礎(chǔ)研究的熱情很快就消退了。同樣地,理論有段時間也在努力尋找關(guān)于我們?nèi)绾纬蔀槲覀兯堑囊环N描述。但是無論基于什么原因,這些嘗試都沒有成功。于是在巴特勒那里,我們進入了純粹的展演性狀態(tài),以遠離形而上的實質(zhì)。但是隨著誰或者什么在做這個展演,這個問題再次浮現(xiàn)出來。又或者,霍米·巴巴試圖打破那種“起始/中間/終點”的過程,他堅持認為我們永遠是從中間進入,而且我們不是一個個離散的主體,而是不同聲音之間的一種協(xié)商。然而,無論何種原因,所有這些竭力翻新傳統(tǒng)思想的不同理論形式就是不夠成功。相反,它們總是會遇到一致性或掌控力的問題,然后就失敗了。因此也許是時候問一問我們所看到的情況是不是另一種20世紀早期的數(shù)論基礎(chǔ)問題——也就是說,理論追尋其目標的方式本身是否存在某種固有的缺陷,而我們一直沒有看到這種缺陷。在這里我們可以回顧一下我在《理論問題的語境》中提到來自赫斯坦的《代數(shù)的主題》里的一個例子:不是所有的答案都能從我們現(xiàn)有的知識、我們研究數(shù)學或理論的特殊方式中得到。換言之,假如理論看上去要失敗了,也許這并不是純粹的意外,也許某種深層的解構(gòu)或概念上的原因決定了我們所有的努力都不會有什么結(jié)果。假如我們可以接受這一點,那么也許就能坦率地承認表面上已經(jīng)越來越明顯的事實:理論已經(jīng)走向終結(jié),就如其他任何一種文化現(xiàn)象一樣。由此出發(fā),我們也許可以繼續(xù)問一個更加有意思的問題: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原因是什么?
有一件事情似乎很清楚:任何想要回答理論為什么走到終結(jié)這一問題的嘗試都必須面對理論為什么首先要關(guān)注過程這個問題。當然,這在近期的理論當中作為最為引人注意的傾向凸顯出來:它越來越關(guān)注過程,特別是想要解釋我們是如何成為我們所是的。但假如我們愿意承認理論不惜任何代價關(guān)注過程,我們就不得不認可這最終是無法實現(xiàn)的。本質(zhì)上,這無法實現(xiàn)的原因是,理論想要解釋我們?nèi)绾纬蔀槲覀兯?,但又不想陷入決定主義或必然性的陷阱。換句話說,理論想要解釋我們?nèi)绾纬蔀槲覀兯?,但又不想承認這個過程可能存在任何無法避免或必然的因素,因為那就意味著我們不能真正擁有自由或者自主性,具體而言就是我們無法希望成為我們想要成為的那樣。但是我們不能期待吃完了自己的蛋糕卻還擁有它。理論想要具有解釋力。因此任何能夠宣稱自己可以解釋我們?nèi)绾纬蔀槲覀兯堑睦碚撔问斤@然都將具有解釋力,這種解釋力接下來就可以被用于為我們所希望或想要的發(fā)展作出合理化解釋。但是解釋力是有代價的:為了具有解釋力,理論必須表明我們?yōu)槭裁磿蔀槲覀兯牵@就意味著我們生成的過程是可以被理論所掌握的。然而,這種可掌握性意味著理論能夠解釋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從一個階段進入到下一個階段。也就是說,一定有某種可以辨識的原因或理由讓我們走到了那里——理論一定要能夠?qū)⑦@種原因或理由具體化。一旦開始談論原因或理由,我們顯然就與必然性非常地貼近了。因此,這就是我們走到如今理論僵局的過程:理論專注于解釋我們?nèi)绾纬蔀槲覀兯?,同時又不愿意接受讓解釋成為可能的東西,因為那太像決定主義或必然性了。但顯然,理論并不能退出這個游戲:對于當今的我們來說,我們?nèi)绾纬蔀槲覀兯浅蔀樽钪匾膯栴},理論如果放棄對此作出解釋,那就意味著放棄它能夠希望具有的任何首要地位。
但是,如果理論不能解釋過程,也許我們應該試試反過來:用過程來解釋理論。畢竟,理論本身顯然是有一個過程的,即它逐漸走到現(xiàn)今階段的那個過程。而如果說過程在某種意義上與必然性相關(guān)聯(lián),也許我們現(xiàn)在應該問的是,理論走到現(xiàn)今階段的過程是否指向某種概念上的必然性,以及這可能會有什么意義和影響。我們已經(jīng)看到,理論作為科學的初始是對知識、對幾乎無限的全能力量的渴望,或是在人類學的“黃金時代”作為科學(Wissenschaft)對永恒天真的追求。接著,我們看到理論如何通過解構(gòu)墜落深淵,失去往日的風光,認識到自身的種族中心主義、邏各斯中心主義、對在場的渴望這些西方思想的特點。也許這種墮落是無法避免的:畢竟人類學和其他科學在某一點上一定會走向自我意識,意識到它們一直在做的事情,以及它們?nèi)绾螌⒆陨韽娂佑谕獠康氖澜纭5偃邕@種自我意識在某個程度上是無法避免的,同樣不能避免的是我們追尋知識和科學的夢想依賴于外部世界并與我們描述外部世界的方式之間有某種確切的相關(guān)性。然而,如我們所見,這種18世紀的策略最終是無法持續(xù)的:它不能解釋為什么那種事物的秩序最終讓位于其他東西了。也就是說,它不能解釋變化或者生成,也即我們成為我們所是的過程。而沒有這一點,它最終也必定失去解釋力,繼而失去首要性。這就是說,它不能再自稱是一種人文科學的理論。而我們一旦放棄它,就要開始處理時間的問題,以及我們?nèi)绾纬蔀槲覀兯堑膯栴}。在這里很重要的一點是,導致這一結(jié)果產(chǎn)生的因素的確切次序。理論放棄了一種事物的永恒秩序,因為那被證明不可行,但這使得理論需要解釋那種秩序的變化如何以及為何會發(fā)生。而為了做出這種解釋,理論又需要解釋我們?yōu)槭裁磿兓?。而唯一能夠?qū)崿F(xiàn)這一切的就是解釋我們?nèi)绾纬蔀槲覀兯堑恼麄€過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看到理論本身是如何經(jīng)歷一個過程,最終到達如今的狀態(tài)的。不過,如果理論本身就是一個過程的結(jié)果,在我們試圖解決由此如何往下走的時候,就需要開始思考這對于我們意味著什么。具體說來,如果理論作為一個過程的結(jié)果而產(chǎn)生,那么我們需要從歷史的角度思考這個過程,也就是說像我們看待其他歷史過程一樣看待理論。在我們思考歷史過程的時候,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沒有什么會永久存在。因此,如果我們以歷史的方式看待它,那么我們所看到的就類似于它的生命循環(huán):它出現(xiàn)的過程,走向巔峰的路徑,以及最終消失的原因。也許這就是我們在這里需要做的:關(guān)注理論走到如今狀態(tài)的過程——而不是這個狀態(tài)本身——是理解理論的最好方式。
換一種說法就是,從文化歷史的角度看待理論。我記得在我的青年時代,當時有很多關(guān)于文學文類的生與死的討論。有的人會關(guān)注一種比較特殊的文類比如諷刺史詩(mock epic),討論它如何興起于18世紀的特殊狀況,然后又自然會從那開始思考這一文類如何以及為何最終消失。實際上,在某個時期,文學文類的生與死甚至還算是一個熱門研究主題——也許那時人們認為文類在消失的觀點還很不尋常??傮w而言,那個時候我們更傾向于認為文類是一種恒定的東西,其存在不需要被質(zhì)疑,因為大家都假定它們一直存在。換句話說,文類是基于人的大腦結(jié)構(gòu)而產(chǎn)生的,它們符合該結(jié)構(gòu)中的某種東西,因此很可能會和大腦一起持續(xù)存在。所以,一種文類的消失就非常令人驚奇,仿佛一種對于我們自身死亡終結(jié)的暗示。具體說來,這似乎暗示事物可能只有一種“相對的”文化價值。也即,它們只在一段有限的時間內(nèi)服務于某個目的,當這一需要消失時,它們也會隨之消失。我想現(xiàn)在沒有人會再有那種驚奇感了。如今我們更習慣于看到事物來得快去得也快。比如,在西方,古典音樂顯然已經(jīng)沒落。你要是去聽一場音樂會,在音樂廳看到的大多是老人。因此不難想象有一天他們不在時,沒有人會再去聽古典音樂。假如像古典音樂這樣具有如此偉大的智性和復雜性的東西都可能徹底消失,那么顯然同樣的事情可能發(fā)生在任何事物身上。
那么,也許是時候開始考慮理論可能注定要走上同樣的終結(jié)之路。我記得曾經(jīng)在一堂研究生哲學研討課上聽羅蒂試圖對學生們論說認識論的“違背自然性”(unnaturalness)。他批駁了精神/身體的二元問題,指出這是一個通過人為合并一系列不同但相關(guān)的問題造成的難題。我覺得他沒有說服任何人。大家只是坐在那里安靜地聽著,雖然沒人反駁他,但我能感到?jīng)]有人同意他所說的。我也不同意——不同意的理由可能和其他人一樣。從根本上講,精神/身體的問題與外部世界的可知性更緊密相關(guān),而這個問題仍舊在爭論當中。不管怎樣,對于羅蒂會堅持認為我們大多數(shù)人視為經(jīng)久不衰的一個重要問題實際只是一個文化事件,只是在西方哲學史的某個時刻由于當時的人們架構(gòu)某一特殊問題的方式造成的特殊條件而產(chǎn)生,我覺得非常有意思。我現(xiàn)在想要提出的就是,我們試著以類似的方式看待理論。理論就其當前的通常定義來說,是一種比較新近的文化事件。具體說來,它的產(chǎn)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20世紀60年代之后人們對人類學以及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對結(jié)構(gòu)主義整體的興趣的廣泛發(fā)展。而如我們所見,與此同時興起的還有那個對于某種全知的渴望,雖然這種渴望是無法持續(xù)的。但如果說夢想最終破滅了,那么我們自然要問,同樣的命運是否會降臨在由于該夢想破滅而興起的各種理論形式之上呢?當然我們不是說那些不同的理論形式是在做無意義之事。我想要指出的是,也許理論處理問題的方式、架構(gòu)問題的方法,使得以理論的界定找到可以稱為令人滿意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幾乎不可能。顯然,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對一個問題或議題作出架構(gòu)。而在很大程度上,我們所選擇的方法只能讓我們與時間、地點、各種條件緊密相連。因此,我們可以認為理論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和文化動蕩,同時繼承了當時的很多特征,包括規(guī)劃一種對于知識、人類科學更為抽象視角的野心,與此同時,質(zhì)疑那種野心是否暗示了某種文化傲慢且需要被仔細審視的傾向。如果說理論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產(chǎn)生的,那么它在后來的發(fā)展以及走到如今僵局的過程中經(jīng)歷的我們所見過的各種特殊變遷和興衰,就并不那么讓人奇怪了。回頭看所有這一切,我們也許能夠得出某些洞見,明白理論自身可能受制于某些特殊影響或力量而不完全自知。通過這種方式看待理論,將理論作為一種在某個特殊時間、地點發(fā)生的事件,我們也許能夠從它的歷史中得到啟示,產(chǎn)生某種理論“違背自然性”的新視角。
參考文獻
Whitehead, A. N. & Russell, B. 1927. Principia Mathematica[M]. 3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翟亮,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校區(qū)英語與比較文學系榮休教授,曾獲美國國家人文基金高級研究員榮譽(NEH senior fellowship,1991—1992)。已出版英文專著:《美國文藝復興的浪漫主義基礎(chǔ)》(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87)、《唯美主義:后浪漫時期文學的藝術(shù)宗教》(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90)、《約納森·愛德華茲與啟蒙哲學的限度》(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浪漫主義理論》(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2006)。他的主要研究方向為浪漫主義文學、批評理論、19世紀歐洲文學、美國文學和現(xiàn)代主義。
牟芳芳,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外國文學》雜志編輯。主要譯作:《好奇的追尋》(阿特伍德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莎士比亞的歷史劇》(蒂利亞德著,華夏出版社,2016)。
以上有關(guān)英語學習:理論的未來(4):理論的過程的內(nèi)容,來自《英語學習》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