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小時就能學會英語

30小時就能學會英語

正因為這些無法避免的缺陷，絕大多數(shù)語言學家，尤其是20世紀的語言學家，認為一個通行世界的語言的誕生并不在于發(fā)明一種注定會走向失敗的人造語言，而在于將英語簡化，使它更容易學會。要達到這個目的，英國劍橋大學的奧格登（C.K.Ogden）教授編撰了簡易英語，他將英語簡化為850個基本詞匯，其中僅有18個動詞：be、come、do、get、give、go、have、keep、let、make、may、put、say、see、seem、send、take和will。奧格登稱這些動詞已能夠描繪所有動作。他還聲稱絕大多數(shù)外國人經過30個小時的輔導之后就能學會這種簡易英語。這一招看起來似乎是神來之筆，但它其實有三大缺陷。

首先，那些學會簡易英語的人也許能夠簡單地使用英語進行筆頭交流，卻幾乎看不懂英語，即使是在漫畫書或賀卡中都會有他們不認識的單詞；其次，在任何語言中，詞匯都不是最難學習的部分，詞法、語法和習語才更難學，但簡易英語對這些幾乎沒有做任何簡化；最后，也是最關鍵的，簡易英語的詞匯量決定了人們很難去描述一些詞匯表中沒有的事物，比如西瓜（watermelon），如果用簡易英語中的詞匯，只能這樣描述西瓜：一個綠色雞蛋狀的大水果，有著甜甜的紅色瓤，味道很好。這樣的簡易英語學會之后并沒有太多作用。

就在同一時期，瑞典的烏普薩拉大學的薩克里松教授（R.E. Zachrisson）創(chuàng)立了一套他稱之為盎格列語（Anglic）的英語。薩克里松認為英語學習者最大的障礙來自英語單詞拼寫的不規(guī)則。他創(chuàng)造的這種語言本質上還是英語，只是拼寫更加規(guī)范。這段話就是葛底斯堡演說的開頭部分的盎格列語版本：“Forskor and sevn yeerz agoe our faadherz braut forth on this kontinent a nue naeshon...。”（87年前，我們的祖先在這塊大陸上創(chuàng)立了一個新的國家。）盎格列語在國際上贏得過一些聲譽，但最后也沒有流傳下來。

也許在人造語言中最有前途的是國際航海用語（Seaspeak），這種語言源于英國，主要是供水手們在繁忙的航路中使用的。創(chuàng)立這種語言的目的是創(chuàng)造一些常用語的固定表達方式，從而將語言溝通上的混亂程度降至最低。如果一句話沒聽清楚，人們會用不同的方式回答，比如“你說什么”“對不起，我沒聽明白，你能再說一遍嗎？”“剛才有點靜電干擾。你能再重復一下嗎？”等。但使用國際航海用語時，只能有一種答復，即“再說一遍”，其他的答復將一律被視為錯誤。

由于缺乏感情，并且能夠在短時間內處理大量信息，計算機似乎是承擔翻譯任務的最理想選擇，但其實我們根本指望不上計算機，因為它們對習慣用語、諷刺性語言和其他非標準語言一竅不通。一個最經典的例子就是，如果讓計算機對英語中的out of sight, out of mind（眼不見，心不煩）這個短語進行翻譯然后再譯回來，得到的卻是blind insanity（盲目的瘋狂）。

想想計算機已經能夠毫不費力地計算圓周率小數(shù)點后5000多位，卻依然理解不了time flies like an arrow（光陰似箭）和fruit flies like a banana（果蠅喜歡香蕉）之間的區(qū)別，或者了解make up a story（虛構故事）、 make up one's face（化妝）和make up after a fight（和解）其實是完全不同的詞組，這一點的確令人好奇。

現(xiàn)在，或許是世界語獲得重視的時候了。一家荷蘭計算機公司正在拿世界語作為一種搭橋語言，以建立一種行之有效的翻譯系統(tǒng)。其原理并非是將一種語言直接翻譯成另一種語言，而是將這種語言先翻譯成世界語，這樣就不存在任何語法或者習語上的困難。世界語此時的作用就像是一個空氣過濾器，去掉了語言上雜質和習語障礙物。

當然，如果我們都說同一種語言，可能就不會有這么多翻譯上的麻煩了，但是這個世界也會少了很多樂趣?？夏崴?middot;杜蘭（Kenneth Turan）1987年在《紳士季刊》上發(fā)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描述了一些在歐洲為美國電影配音或者翻譯字幕的過程中發(fā)生的小插曲。比如在一部影片中，有個警察讓一個騎摩托車的人靠邊停車（pull over），結果影片的意大利譯者翻譯成了找他要一件套頭毛衣（pullover）；而在另外一部電影中，一個角色問對方可不可以帶女伴參加葬禮，結果西班牙語的字幕里變成了可以帶個無花果參加葬禮。

據《時代周刊》記載，20世紀70年代早期，蘇聯(lián)為外交官印制了一本俄英成語手冊，這本手冊后來落入了西方人的手中，結果人們發(fā)現(xiàn)里面有很多餐館點菜時的有趣句型，其中一句是：“Please give me curds, sower cream, fried chicks, pulled bread and one jellyfish.”（請給我凝乳、播種機奶油[1]、炸小雞[2]、撕開的面包和一份海蜇皮。）購物的時候，根據手冊里的說法，這些精通英語的蘇聯(lián)特使要的語言竟是a ladies' worsted-nylon swimming pants（一件女士精紡尼龍游泳褲）。

當然這種情況也會發(fā)生在以英語為母語的人身上。美國布萊尼夫航空公司有一則廣告想要告訴講西班牙語的乘客們，他們可以享受真皮（en cuero）座椅，結果卻變成了他們可以不穿衣服搭飛機（encuero）。

1977年，卡特總統(tǒng)在波蘭發(fā)表公眾演講時說的是“I wish to learn your opinions and understand your desires in the future”，但他的翻譯卻譯成了“I desire the Poles carnally”（我對波蘭人有性欲）。翻譯還告訴波蘭人這位總統(tǒng)那天“拋棄”了美國，其實總統(tǒng)說的是“離開”。這樣不知所云了幾個小時之后，卡特總統(tǒng)明智地“拋棄”了那位翻譯。

這個故事聽起來似乎頗具喜劇色彩，但帶來的后果卻非常嚴重。由于這個世界上最富有、最有權勢的國家居然沒有一位現(xiàn)代波蘭語的翻譯，卡特總統(tǒng)只得依賴波蘭政府指定的翻譯。很自然，這位翻譯會按照波蘭人的喜好來“解讀”卡特總統(tǒng)的發(fā)言和聲明。例如，當總統(tǒng)想要向那些持不同政見、“想來卻不被允許進入會場”的記者致意時，翻譯卻自作主張地譯成了“想來卻來不了”的記者，最終聽眾也沒有聽出總統(tǒng)的言外之意。

英語國家的人往往過于自負，常常期望其他國家的人會說英語，自己卻從不努力學習他人的語言。1986年，學習俄語的美國學生的人數(shù)只有25000人，而學習英語的俄國學生的人數(shù)卻有400萬，兩者的比例達到了1:160。1986年慕尼黑的《南德日報》（Suddeutsche Zeitung）在全世界對以德語為外語的學習情況進行了調查。在美國，選修德語的美國大學生的人數(shù)有12萬，遠低于1966年的216萬。這種下滑現(xiàn)象可能還將繼續(xù)下去。1966到1986年間，150所美國大學和學院取消了德語課程。1989年，大約77%的大學應屆畢業(yè)生沒有選修過任何一門外語。

里根政府的一個專門委員會用“可恥”這個詞來形容這種現(xiàn)象。1987年，為了糾正這種不平衡的狀態(tài)，國會投票通過《經濟安全教育法案》，撥出245萬美元用于推動美國學生的外語學習，平均下來全美每個人大概得一美分多。這個法案應該能改善目前的狀況，但有證據表明，國會的一些成員并不認為一個商業(yè)國家的公民需要使用多種語言。一位國會議員曾經非常嚴肅地告訴全國語言聯(lián)合委員會主席大衛(wèi)·愛德華博士（Dr. David Edwards）：“如果耶穌基督覺得英語不錯，那對我來說會用英語就夠了。”

我們不僅的外語學得很糟糕，就是英語也學得不夠好。英國不列顛學會（British Academy）的主席英國最頂尖的語言學者之一，倫道夫·夸克（Randolph Quirk）清楚地表達了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寫道：“如果德國、日本和中國數(shù)以百萬計的孩子們正在勤奮地學習莎士比亞和艾略特的語言，并且為自己取得的成績比那些以英語為母語的孩子更自豪，那也太諷刺了。”

當說英語的人了解到《牛津英語大詞典》在日本的銷量和在美國的銷量一樣，并且比英國還多出了1/3時，他們也許要捫心自問：自己是母語最負責任的捍衛(wèi)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