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蘭簡史 Gladstone and Disraeli　格萊斯頓和迪斯雷利(1868—1901)

英格蘭簡史 Gladstone and Disraeli　格萊斯頓和迪斯雷利(1868—1901)

時機來臨，雙雄格萊斯頓和迪斯雷利應運而生。不列顛的政治領導人似乎要么是巨人，要么是侏儒。除了皮特、皮爾、墨爾本和帕默斯頓等人之外，其余都是相對籍籍無名之人，大多數(shù)是封爵之人，譬如利物浦伯爵、德比勛爵和亞伯丁勛爵（Lord Aberdeen）。這些人很少有政治雄心，只有與生俱來的責任感，好似他們的任務就是讓國家安生片刻而已。不過此時登上政治舞臺的雙雄絕不屬于此類。格萊斯頓和迪斯雷利皆非出身英國統(tǒng)治階級，不過他們兩人除此之外，并無多少相同之處，他們的個性截然不同，彼此上演了英國歷史上最令人矚目的一場較量。

迪斯雷利自小打扮時髦，在12歲時受洗成為英國國教徒，而他的父親則是一位不信宗教的猶太人。他受過法律訓練，能言善辯，不費吹灰之力便“平步青云”。他最初反對格雷、皮爾和拉塞爾等人的政治改革，后來接受并利用改革謀取私人和政黨利益。他還是一名成功的小說家，個人魅力非凡，是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他意氣風發(fā)地聲稱要將富有的英國和貧窮的英國“合二為一”。他雖是信奉英國國教的新教徒，卻常常淪為排猶人士取笑的對象，不過好在他幽默感十足，總是一笑置之。有一次，一名議員同僚諷刺他是一個猶太人，他回答道：“我是一個猶太人，當閣下的祖先還是野蠻人的時候，我的祖先早已是所羅門圣殿的祭司。”

格萊斯頓與他截然不同。他熟讀《圣經》和經典著作，甚至到了可以任意引經據(jù)典的程度。他渾身洋溢的道德優(yōu)越感激怒了迪斯雷利，并表示“后世人將會對這個毫無原則的瘋子進行公平審判”。格萊斯頓的報告稱迪斯雷利“敗壞民意，毫無品味，行事沖動，眼光偏頗，利欲熏心”。1861年，阿爾伯特親王英年早逝，迪斯雷利刻意討好傷心欲絕的維多利亞女王，甜膩膩地稱她為“親愛的女王陛下”，格萊斯頓對此種行為憤怒不已。維多利亞女王表示，格萊斯頓總是說服她相信他是世界上最英明之人，迪斯雷利則說服她相信她才是世界上最英明之人。她毫不掩飾自己對一方的偏愛之情。她說過，格萊斯頓“在我面前說話總像在公眾集會上做演講”。

迪斯雷利和格萊斯頓的政治分歧是絕佳的諷刺題材，他們對于彼此的不滿愈演愈烈，影響英國政壇長達25年。

格萊斯頓從1868年開始擔任英國首相，他稱這屆政府是“史上最優(yōu)秀的領導班子”。與1832年那時一樣，新議員上任后為了表示對最新獲得選舉權的選民的尊重，紛紛提出改革立法。首先是教育。財政大臣羅伯特?洛（Robert Lowe）的一句格言總結了這個時代，他表示“我們必須教育我們的主人”。長期享有小學教育壟斷權的教會面前擺著一份提議，所有學校應該世俗化。最終，1870年《教育法》（Education Act）引進了“寄宿學校”，只要在人們覺得教會學校不夠用的地方，就會創(chuàng)辦寄宿學校，主要是城市比較貧困的地區(qū)。新學校的荷蘭式紅磚屋頂不卑不亢地矗立于城市連棟房屋之間，正如教堂曾經俯視中世紀小屋一樣。同時，富有爭議的“教會學?！崩^續(xù)履行英國教育的功能，時至今日依然如此。

19世紀60年代，不列顛在國內外到達鼎盛時期。國內鐵路四通八達，航運通達世界各洲。傳統(tǒng)農業(yè)雖在與糧食自由貿易的競爭中每況愈下，但制造業(yè)仍未受到德國和美國日益強大的工業(yè)的沖擊。在地方政府，19世紀30年代的市政改革發(fā)展成為強勁的公民事業(yè)。伯明翰的人口從19世紀初的7萬人增至1870年的35萬人，曼徹斯特、利物浦、利茲、謝菲爾德和紐卡斯爾人口也出現(xiàn)類似增長。這些城市生機蓬勃，市政廳、旅館、火車站和美術館一應俱全，其規(guī)?？梢耘c歐洲相媲美。市政革新的領導人是伯明翰自由派市長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他于1873年當選市長，等他卸任的時候，據(jù)說“公園、街道、巡回法庭、市場、燃氣、自來水等生活必備品井井有條，城市面貌得到很大改善”。他高興地稱這種改善為社會主義。與此同時，安吉拉?伯德特—庫茨（Angela Burdett-Coutts）和奧克塔維亞?希爾（Octavia Hill）為城市平民住房問題奔走呼吁。在美國慈善家喬治?皮博迪（George Peabody）成就的激勵下，兩人試圖推倒貧民窟，代之以“值得救助的窮人”所居住的公寓，方法是說服潛在發(fā)展商相信公道的租金可以帶來合理利潤，這一原則被稱為“5%的慈善”。

格萊斯頓內閣也是改革派內閣。公職人員的招募不僅要有人贊助，還要通過考試。征收入伍手續(xù)費的做法被禁止。大學向擁有各種信仰的學生敞開大門。允許大學老師結婚，牛津北部郊區(qū)到處是高高聳立的哥特式教師家庭住宅。1871年，英國工會聯(lián)盟（Trades Union Congress）成立，合法工會興起，雖然政府嚴格限制工會集會活動。1872年，一項法案規(guī)定選舉時實行無記名投票。上了年紀的拉塞爾對此無法接受，他警告說這會導致危險的“普選權”。輝格黨人長期懼怕“民主”，再也無法跟上自由派的腳步。

科茨沃爾德布利斯尼作坊（Bliss Tweed Mill），1872年：偽裝成普通農舍的維多利亞工業(yè)機密。

在國外，格萊斯頓繼續(xù)奉行帕默斯頓的謹慎帝國主義和避開歐洲糾葛的政策。正如在19世紀40年代避開革命運動一樣，英國也避開了俾斯麥領導下統(tǒng)一德國的興起以及1870年巴黎被圍的慘況。然而愛爾蘭不容忽視。饑荒和移民美國對人口造成沉重打擊。英國人口激增，愛爾蘭人口卻銳減。愛爾蘭原來有800萬人，占不列顛群島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可20年后，人口卻在此基礎上減少了一半。愛爾蘭是一個受壓迫的國家，為英國地主所有，聽從外國政府命令，被迫信奉不為人心所喜的宗教。然而只要英國國教和英裔愛爾蘭人占據(jù)上風的上議院仍舊堅決反對改革，格萊斯頓就無法緩解愛爾蘭的困境，不過他成功廢除了愛爾蘭國教教會，并頒布了一系列愛爾蘭土地法案以保障佃農安全。

執(zhí)政6年后，格萊斯頓內閣疲態(tài)盡顯。迪斯雷利嘲諷內閣是“一座疲憊的火山—而不是黑暗中的一炷火焰”。1874年選舉中，盡管自由黨獲得大多數(shù)選票，但卻未贏得多數(shù)議席，于是托利黨再度執(zhí)政，時年69歲的迪斯雷利出任首相。在充當多年反對派之后，他從中總結了一點，那便是日益壯大的選民隊伍期待漸進式變革。他廢除了格萊斯頓時期的工會集會禁令，一名工會領袖表示，托利黨“在5年內為工人階級辦的實事比自由黨50年都多”。迪斯雷利還頒布了一項公共住房法案、一項教育法案、一項衛(wèi)生法案和一項工廠法案。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和自由黨產生了分歧。他希望沿著查塔姆未竟之路走下去。1875年，為了保護英國向東的交通線，他購買了新成立的蘇伊士運河公司（Suez Canal Company）將近一半股份。第二年，他宣布維多利亞女王為印度女皇（令她生氣的是，格萊斯頓竟提出反對），女王龍顏大悅。然而帝國主義是一把雙刃劍。迪斯雷利慫恿土耳其阻止俄國向克里米亞和高加索地區(qū)擴張，甚至提出重燃克里米亞戰(zhàn)爭之火。民眾的愛國熱情被點燃，新建的音樂廳中傳出這樣的齊聲吟唱：“我們不想打仗，可是老天作證，如果我們這么做/我們有船，有人，也有錢?！边@種觀點后來被稱為“侵略主義”。

格萊斯頓批評迪斯雷利挑起了針對保加利亞基督徒的“土耳其暴行”。格萊斯頓聲稱“就連南太平洋諸島的食人族得知這一切也會怒火沖天”。迪斯雷利反駁道，保加利亞最嚴重的暴行是格萊斯頓本人。身為反對黨一員，格萊斯頓的下一步行動堪稱英國現(xiàn)代歷史上第一次競選活動，他于1879年動身前往新的中洛錫安郡選區(qū)，到各地發(fā)表演說。在此之前，大規(guī)模集會通常和衛(wèi)理公會聯(lián)系在一起，而不是政治。格萊斯頓在大型集會上發(fā)表演說，他一般站在火車車廂的車尾平臺上，利用“叫喊招攬人員”將他的話傳達給觀眾。他在演說中指責迪斯雷利“外交政策狹隘、不穩(wěn)妥、裝腔作勢、獨斷專行，一副自戀、得意的模樣”。他的演講內容被提前透露給媒體，迪斯雷利（和維多利亞女王）譴責此舉“違反憲法”。

1880年，以格萊斯頓為首的自由黨人再度執(zhí)政，迪斯雷利退休回到位于比肯斯菲爾德（Beaconsfield）外休恩登（Hughenden）的鄉(xiāng)間邸宅生活，并于一年后去世。迪斯雷利是一個機會主義者，熟練掌握了具有個人魅力的政治藝術。他天生能敏銳察覺公眾情緒，并能夠對其善加利用，一如他用阿諛奉承討得維多利亞女王的歡心。他年輕時打敗了皮爾，可也繼承了皮爾主張進步托利主義的衣缽，彼時歐洲大多數(shù)保守派是君主主義者和反動派?？陀^地說，他在英國政治自由化方面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公民選舉權貫穿了他政治生涯始終，他說得沒錯：保守主義要么改變，要么消亡。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里，自由黨竟然忽視了這一點。

格萊斯頓成為政界元老。他的1880年內閣成員全是同時期的舊同僚，這些人壓根不知道該如何應對日益全球化的經濟即將遭遇的第一次危機。新大陸大草原上鐵路飛馳，蒸汽船降低了運輸成本。1882年，第一艘冷藏貨船“但尼丁”號（Dunedin）抵達倫敦，隨船運來的冷凍新西蘭羔羊肉在史密斯菲爾德（Smithfield）肉類市場引起了轟動。20年后，不列顛進口谷物的價格降低了90%。這對英國業(yè)已苦苦掙扎的農民產生了毀滅性影響。農業(yè)再也不能指望得到議會的保護。

1884年，19世紀第三次改革法案通過，投票權范圍擴大到所有男性戶主，選民數(shù)量翻了一番，增至500余萬，涵蓋了礦工、磨坊工人和農業(yè)工人。選舉權的擴大足以表明，民意已成為一股新興的政治力量。這也缺不了大眾媒體興起的推動作用，倫敦創(chuàng)辦了十幾份日報，英國境內共有上百份報紙。19世紀80年代，有組織的“左派”形成，該詞源自舊時法國國民大會的座位表。1884年，以研究為主的 費邊社（Fabian Society）注31成立，創(chuàng)辦人是悉尼?韋伯（Sidney Webb）和比阿特麗斯?韋伯（Beatrice Webb）以及喬治?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費邊社信奉羅馬將軍費邊的名言：“為了恰當?shù)臅r機，你必須等待?！边@句話成為更多同時代革命者的絕望心聲。費邊派致力于“滲透”自由黨。

迪斯雷利的海外事業(yè)此時開始困擾格萊斯頓。1885年，英埃聯(lián)軍被迫撤出蘇丹，“侵略主義”報紙強烈要求他把這項任務交給魅力非凡的喬治?戈登（CharlesGordon）將軍，在查令十字火車站為戈登舉行的送行會上人頭攢動。為了順應民意，戈登抗令不從，拒絕放棄蘇丹首都喀土穆。該城被伊斯蘭教信奉救世主降臨的托缽僧攻占，戈登被殺，格萊斯頓因沒有支持戈登而備受指責。1885年6月，格萊斯頓被迫辭職，讓位給以托利黨新領導人索爾茲伯里侯爵（Marquess of Salisbury）為首的短期過渡政府。不到一年，格萊斯頓第三次上臺執(zhí)政，此時出現(xiàn)了“懸浮議會”（即沒有一個政黨成為議會多數(shù)黨）的局面，他上臺依靠的是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手中的選票。

大英帝國的崛起并非沒有犧牲。戈登不顧后果地遠征蘇丹，結果客死他鄉(xiāng)，同時造成了格萊斯頓的垮臺。（畫家情景再現(xiàn)）

19世紀和20世紀初，愛爾蘭在不列顛政治上的重要性很難想象，愛爾蘭人將反天主教主義、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殖民主義的種種情感和利益融合于一身。這些因素非同小可。要不是馬鈴薯饑荒，愛爾蘭人的選票在19世紀末本可以占到不列顛總票數(shù)的三分之一，而愛爾蘭議員也本可以在下議院實現(xiàn)常規(guī)的權力平衡。事實上，作為一個整體活動的愛爾蘭議會黨（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由脾氣暴躁的查爾斯?斯圖亞特?巴涅爾（Charles Steward Parnell）領導，他頭腦聰明，領導能力出眾。格萊斯頓稱其為“自己所見過最了不起的人”。巴涅爾堅持創(chuàng)建一個在很大程度上自治的新愛爾蘭自由邦，這個自由邦涵蓋東北部的阿爾斯特?。║lster），該省大多數(shù)居民是新教徒和統(tǒng)一主義者。這個提議遭到了托利黨以及張伯倫所領導的自由黨統(tǒng)一派（Liberal Unionists）的反對，張伯倫當時是議員、內閣成員兼地方政府委員會（Local Government Board）主席。

為愛爾蘭爭取地方自治是格萊斯頓的最后一搏。1886年4月，他在長達三個半小時的演講中提出一項議案，對很多人而言，這是下議院演講的巔峰之作。然而議案最終徒勞無功。這項議案被否決，張伯倫辭去政府職務，與統(tǒng)一派一起逼迫格萊斯頓辭職。在1886年的另一場大選中，保守派和張伯倫自由黨統(tǒng)一派聯(lián)合執(zhí)政，索爾茲伯里侯爵出任首相。這與利物浦-皮爾和德國比—迪斯雷利執(zhí)政時期托利黨保守派和改革派融合的情形如出一轍。在下議院，扣眼上插著白玉蘭的張伯倫派頭十足，他鼓吹“市政社會主義”（municipal socialism）和進步；在上議院，索爾茲伯里侯爵規(guī)勸各位大臣“與對手相比，要放慢工作效率，控制工作熱情”。1888年，英格蘭和威爾士縣級政府與城鎮(zhèn)接軌，治安法官和教區(qū)委員會被62個郡議會取代。第二年，倫敦市政議會（London County Council）成立。

1892年選舉后，格萊斯頓四度執(zhí)政，他時年82歲，耳朵已不太靈光，視力逐漸衰退，但聲音仍堅定如初。維多利亞女王大吃一驚，她沒想到“偌大的帝國”即將“交到一個年老、瘋狂、令人無法理解的人顫抖的手中”。此次選舉引人注目的是出現(xiàn)了首批獨立派工黨議員，有蘇格蘭礦工凱爾?哈迪（Keir Hardie）、來自倫敦巴特西區(qū)（Battersea）的約翰?伯恩斯（John Burns）和來自蘇格蘭東北部米德爾斯堡（Middlesbrough）的哈夫洛克?威爾遜（Havelock Wilson）。哈迪被分派蘇格蘭東南部西漢姆（West Ham）倫敦議席，他身穿花呢套裝，頭戴獵鹿帽，伴著隨行軍樂隊的樂聲來到議會。一年后，他成為獨立工黨（Independent Labour Party）領導人，出席地方黨支部年會，并推動明顯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公有制議程。格萊斯頓的注意力全部放在愛爾蘭地方自治上。巴涅爾于1891年去世，終年45歲。他生前已經和反對派格萊斯頓商談好改良版地方自治議案的具體細節(jié)，但卻在自己領導下的愛爾蘭議會黨失去權力，起因是他的離婚案鬧得紛紛揚揚，其中還牽扯到他的情婦基蒂?奧謝（Kitty O’Shea）。當時正值愛爾蘭需要保持團結的時候，此事使愛爾蘭議會黨陷入分裂。格萊斯頓的新議案在下議院通過，但卻在上議院以419張反對票、41張贊成票被否決，這是對世襲制前所未有的肯定：不惜違背選民意志。格萊斯頓辭職，他發(fā)出最后警告，表示自己在愛爾蘭問題上與上議院的分歧“必須得到一個結果”。

凱爾?哈迪，黨領袖，在特拉法加廣場作公開演講。

4年后，格萊斯頓去世。他的生涯歷盡政治起伏，從保守托利主義轉變?yōu)樽杂牲h改革。他成長于攝政時期。他反對1812年《改革法案》，卻成為善用該法案影響力的老手。19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他擔任財政大臣期間，財政清廉，人民生活條件改善。他的晚年蒙上了愛爾蘭的陰影，不過他既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為此事煩擾的英格蘭領導人。他的遺體由地下火車運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安葬，這是自威靈頓公爵去世后倫敦最隆重的葬禮。

1895年選舉后，索爾茲伯里侯爵上臺，他行事小心翼翼，堪媲美格萊斯頓在愛爾蘭問題上的謹慎態(tài)度。德國此時組建了一支海戰(zhàn)艦隊，意圖與意大利和比利時一起建立一個非洲帝國。索爾茲伯里侯爵對此無動于衷，他奉行“光輝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政策。他表示，“事情越少”，越有益于英國。關于外國干涉英國內政的行為，他認為：“根據(jù)過往經驗，各國應共同譴責這種行為，各國政府應避免這種行為?！?/p>

英帝國的責任不應該被輕易忽視。非洲好望角省總督是鉆石大亨塞西爾?羅茲（Cecil Rhodes），他夢想不列顛的統(tǒng)治權有朝一日從好望角延伸至尼羅河。此區(qū)域內有獨立國家德蘭士瓦（Transvaal），該國是1881年 布爾人注32從英國人手里搶過去的，此時被 蘭德（Rand）淘金熱注33所席卷。1895年，羅茲支持詹姆遜博士（Dr.Jameson）帶兵魯莽進攻德蘭士瓦，意在恢復英國對蘭德的控制。這次突襲行動以失敗告終，但其背后的經濟和擴張動機引發(fā)了一場軍事對峙，布爾人最終攻打殖民地小鎮(zhèn)馬弗京（Mafeking）。金伯利（Kimberley）和雷地史密斯（Ladysmith）被圍，納塔爾（Natal）受到威脅。英國民眾起初斗志昂揚，當英軍在布爾游擊隊面前不堪一擊時，英國民眾才大吃一驚。

1899年，英國政府派國內最杰出的將領基欽納勛爵（Lord Kitchener）前去遏制布爾軍隊，他正在恩圖曼戰(zhàn)役（the battle of Omdurman）中為戈登報仇。戰(zhàn)爭拖到了1902年，基欽納勛爵創(chuàng)立“集中營”，意在阻止布爾家庭為戰(zhàn)場上的士兵送糧草，不過此舉惡化了戰(zhàn)勢。集中營疾病橫行、死亡不斷的消息激起了世界各國的輿論譴責。英軍最終獲勝，德蘭士瓦被納入英帝國，不過英方許諾其實行特赦，允許自治，并賠償布爾家庭。這場戰(zhàn)爭是遠方沖突接連爆發(fā)的例子，大英帝國的抗體開始出現(xiàn)，宗主國付出了巨大代價，卻似乎沒有得到相應的收益。

在新世紀初，英軍與南非布爾人作戰(zhàn)，結果抑制并重創(chuàng)了大英帝國不可一世的氣勢。

其后100年間，不列顛發(fā)生了劇變，這是此前任何世紀所未見的。大量人口從鄉(xiāng)村遷往城鎮(zhèn)，不列顛和愛爾蘭的人口翻了兩番，增至4000萬人。生活方式的變化更富戲劇性。1800年，大多數(shù)英國人口生活在鄉(xiāng)村。他們靠土地生活，或者說靠在周邊集鎮(zhèn)出售農產品生活。當時沒有自來水，沒有下水道，沒有公共教育，沒有衛(wèi)生設施，沒有郵政，也沒有迅捷的交通。人們只能用明火取暖，用蠟燭照明。規(guī)模最大的居住地是有教堂的古城。在英國大部分地區(qū)，生活方式自1700年，甚至自1600年以來似乎沒多大變化。

到1900年，英格蘭舊貌換新顏，令人稱奇的是，這種變化時至今日仍可辨認。除了最貧窮的人，房屋都是用磚石建造的，房屋周邊有現(xiàn)代基礎設施，譬如人行道、自來水管道和下水道。工人階級中上層所居住的房屋有煤氣，一些家庭甚至還有電。桌上擺著每日報紙和來自世界各地的食品。路面澆上柏油，汽車從柏油路上跑過，時速限制在12英里以下（不過不再要求汽車前面插上一面紅旗），1900年，在倫敦至布萊頓的路上，據(jù)估計每小時有1200輛汽車通行?；疖囁耐ò诉_，包括倫敦的地下電氣化火車，運行時間可與今日相媲美。大多數(shù)社區(qū)附近有免費或平價學校和醫(yī)院。維多利亞早期黑漆漆、外觀丑陋奇怪的作坊被潔凈的工廠取代。此時的英國是樂觀和新奇之地，此外毫無疑問也十分現(xiàn)代。

1901年1月22日，維多利亞女王去世。她是憲法禮儀的化身，在位長達三分之二世紀之久。她和她的德國丈夫共養(yǎng)育了9個子女，其中很多嫁進了歐洲各國皇室。她展示了對家庭的熱愛和世界大同主義，這兩者是始終貫穿時代變遷的主線。阿爾伯特親王去世后，她開始身穿黑色衣服為他守喪，并將他的肖像畫放在旁邊枕頭上。她的兒子威爾士親王威爾士的愛德華王子（Edward Prince of Wales）風流不羈，揮霍成性，這更加深了她的陰郁情緒，她認為他不比攝政王強到哪里去。多年來，她甚至不允許他看一眼國務文件。盡管眾大臣多次求情，但她更愿意把寬容留給英國子民。在大多數(shù)英國人看來，維多利亞女王滿足了他們最期望從一位君主身上得到的東西：穩(wěn)定和完整。

老年的維多利亞女王。維多利亞女王在位期間，憲政穩(wěn)定領先于歐洲的其他地區(qū)，推動英國成為全球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