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學習:理論問題的語境（4）：發(fā)展的焦慮和視角

摘 要 ：當代批評理論的發(fā)展之路始于新批評決定提高門檻，要求一種更大的闡釋回報，這條路繼而由翻新了的原型批評（其主要創(chuàng)始人是加拿大的諾思羅普·弗萊）和人類學延續(xù)下去。?？略谀承┓矫婵梢哉f是回歸了人類學永恒的天真，不過當那樣做行不通的時候，他又試著將認識論置于形而上學之上。朱迪斯·巴特勒和霍米·巴巴沿著這個方向走了下去。他們走入的僵局導致了對于外在框架的探求（羅蒂和利奧塔的哲學之路），然而，這最終提示我們有必要審視我們?nèi)绾巫叩浇裉爝@一過程。*

關(guān)鍵詞：理論；回報；時間；發(fā)展；僵局

* 此摘要為《理論問題的語境》的全篇摘要。

有了福柯后期的著作，特別是從形而上學到認識論的轉(zhuǎn)變，后來的某些理論才成為可能，其中就包括朱迪斯·巴特勒對性別理論的發(fā)展。但是巴特勒又與?？虏煌８？略谶x擇認識論而非形而上學時，并沒有宣稱形而上學意義上的物質(zhì)是不存在的，相反，為了討論系譜學，他說外部必須有什么東西作為系譜學所描述的對象。在這個方面，巴特勒要更加激進，在她看來，根本沒有什么形而上的物質(zhì)，也就是說，沒有所謂純粹的“存在”。一切都是操演性，你就是自己讓自己變成的樣子，或是表演出來的樣子。然而，這種宣稱使得理論有了一次激進的轉(zhuǎn)向。至此，我們看到理論一直在描述或分析或解釋某種外在于它的確定存在的事物。在這個意義上，理論總歸是關(guān)于它自身之外的事物。因此，它總會有一種解釋的負擔，這也構(gòu)成了它存在的理由。然而，一旦巴特勒將形而上的物質(zhì)或存在物的觀念拋棄，這種解釋的負擔顯然就消失了。沒有存在物，也就沒有可解釋的東西了。但由此產(chǎn)生的后果可能乍一看令人有些驚訝。正常情況下我們可能會想：沒有物質(zhì)，就沒有理論。而實際上結(jié)果卻正好相反：沒有物質(zhì)的情況下，余下的只有理論。在巴特勒看來，在一個沒有形而上物質(zhì)的世界里，我們所是就是我們讓自己成為的樣子，也就是所謂操演性。但如果說操演性就是這場游戲的名字，我們到達目的地的唯一路徑就是理論。換句話說，只有當你明白各種符號和能指的意義時，你才能將自己“操演”出來。而唯一獲得這種知識的途徑就是通過理論。從這一點出發(fā)，巴特勒花那么多時間在性別戲仿上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顯然，性別戲仿是操演性最為復雜的形式，因此我們才正好需要理論來將它厘清。但假如說操演性需要厘清，我們還需要一種操作它的方法，因此一切的重心最后落在了理論上。

與此同時，我們還可以說操演性也是巴特勒無可避免地要回到過程或發(fā)展的原因。生活在一個沒有任何事物可以確認為“存在”的世界，就像是生活在一片虛無的空間。而唯一可以將你的狀態(tài)區(qū)別于純粹的空洞或虛無的方法，就是有什么發(fā)生——有某種事件發(fā)生。但是，事件的發(fā)生需要時間，它們往往不是一瞬間的事情。而且，它們很可能不僅僅是一次孤立的事件。不，它們更可能是一系列或是一整個序列的事件。而一旦發(fā)生了一系列事件或是前后連貫的事件，我們最有可能看到的是一個過程，尤其是當這些事件以某種方式相互關(guān)聯(lián)。假如說操演性認為你是你讓自己所變成的樣子，那么變成自己就需要經(jīng)過一系列操演。一系列操演就是一個過程。變成自己，就是這個過程的結(jié)果。因此，操演性的實質(zhì)就是你變成自己的過程。如果說操演性就是個過程，那么理論也只能是關(guān)于過程的。但是，如我們所見，這正是福柯想要避開的。不過對巴特勒而言，這卻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一旦去除了物質(zhì)，剩下的就只有事件，正在發(fā)生的事件。它們一而再，再而三地發(fā)生、積累，結(jié)果不可避免的就是過程。

與巴特勒一樣，霍米·巴巴也認為過程無法避免。但與巴特勒不同而類似?？碌氖?，他很擔心這一點，因為他看到過程很容易導致一種事物被先在決定的感覺，從而喪失自主與自由。對此他的解決辦法是找到不同的方法來混合一切。我認為，這就是他總是堅持我們要從中間開始、總是居于故事中間的原因。拿破侖曾說，每場戰(zhàn)斗都包括開端、中間和結(jié)局。一旦他的敵人認可了他所認為的開端，剩下的就是一個預先決定的結(jié)局了。這正是巴巴所擔心的：我們從某個正在發(fā)生的事件開始，接著我們加入作為第一個事件結(jié)果的第二個事件，接下來我們繼續(xù)思考作為第二個事件結(jié)果的第三個事件。很快，當這些事件不斷積累的時候，我們認識到可以發(fā)現(xiàn)某種序列，某個像過程的東西。但是過程是一種麻煩。因為我們一旦有了過程，就要開始標出它的各個不同階段：起始、中段、結(jié)尾。一旦開始這樣做，我們就很容易滑入一種想法，相信某個事物最終的樣子在很大程度上——假如不是全部如此——是由它起始的方式所決定的。我們一旦有了這種想法，就幾乎喪失了對于自主或自由的可能性的信念。在巴巴看來，要想避免這種結(jié)果，就不要從起點開始。巴巴認為，我們需要從某個中間位置拾起這個故事。他指出，那樣的話，它就失去了將自身發(fā)展或塑造成一個故事的機會。這就是我們避免染上那種從起點到中間到結(jié)尾的綜合征以至于失去施為自由的辦法。

另一種混合一切的方法，就是打破我們對這一過程設(shè)定主體的關(guān)注。在巴巴看來，我們一旦將目光集中在某個人身上，就很容易在他/她的故事里讀出決定主義的意味。因此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持續(xù)打斷我們固定在那個單一主體的努力。巴巴認為，打斷的方法是將整個過程看作相互作用的而不是某個單一主體的故事。換言之，不是某個主體成為他/她所是的故事，而是那個人如何與其他人持續(xù)相互作用的故事。而一旦我們努力確立了這一點，就很難在故事中找到必然性或決定主義了?，F(xiàn)在要說出必然性或決定主義在哪里，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是在那個主體中，還是在那些影響了主體的其他人當中呢？既然主體與其他人的總體關(guān)系是相互影響的，要證明某個必然或是無法避免的結(jié)果就更難了，因為現(xiàn)在我們可以質(zhì)疑另一個人或另一些人所施加的影響是否真的足以決定那個單個主體。也許那個個體可能會對這些外部影響作出不同的反應，又也許不會。關(guān)鍵是，我們并不知道。我們知道的就是這些不同主體間有些相互作用，即巴巴所說的協(xié)商。是的，這仍舊是個過程，而既然是個過程，我們就可以認為它是會有結(jié)果的。但這個結(jié)果是如何形成的，如今就是一個開放性問題了。在這個意義上，相互作用是有效的：它讓我們避開那種在某人或某物中看到內(nèi)在固有特性的傾向，這一傾向?qū)ξ覀冊噲D建立自主性的努力有致命的威脅。而它留下的唯一問題，對理論來說，就是我們是否還能夠理解我們想要探尋的那個過程。

在巴巴這里，我們顯然已經(jīng)到達一種理論的極點，很難想象理論還能越過他往哪里走。也就是說，我們已經(jīng)將事情混合得如此徹底，要說出我們應該怎樣進行下去才能把一切厘清，實在是太困難了。而這一點對理論而言，當然是個棘手的問題。因為假如理論不能真正把握我們成為我們所是的過程，它就很難宣稱自己能夠合法地討論這個過程。在巴巴這里，連貫性肯定是個問題。首先是討論主題的連貫性：假如我們不能形成一個連貫的圖景，那么我們能確定自己所談?wù)摰膶嶋H是一個過程（而不是混沌）嗎？其次，理論的連貫性：即便我們有某種理由假定一個連貫的過程（假定我們終究是我們所是，也會在一個序列的事件之后成為我們所是），如果理論不能夠掌握它，那么只能質(zhì)問理論是否應該還在討論它。如維特根斯坦所言：我們無法談?wù)撝?，只能沉默以避之。不管怎樣，假如說在巴巴這里我們到達了某種極點，那么顯而易見，我們到此的過程看上去似乎是基于某種必然性的。具體說來，我們已經(jīng)看到理論以某種方式關(guān)注過程是無可避免的。畢竟，過程就是我們?nèi)绾纬蔀槲覀兯牵@是我們最終希望獲得的知識。如果說我們所關(guān)注的是過程，那么我們還關(guān)注的就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夠用理論來描述或解釋它。

擺脫這個僵局的一個方法是采取一種更為疏離的視角，并由此對于這個僵局為何以及如何產(chǎn)生形成某種觀點。這就是利奧塔（Jean-Fran？ois Lyotard）在《后現(xiàn)代狀況》（The Postmodern Condition）和羅蒂在《偶然性、反諷和團結(jié)》（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里所做的。比如，利奧塔討論了提出“宏大敘事”的各種企圖，這些企圖想要解釋我們?nèi)绾纬蔀槲覀兯?。同樣地，羅蒂看到，試圖解釋我們當前狀況的理論都有一種無可避免的敘事沖動。以這種方式討論對過程的執(zhí)著和關(guān)注，兩位論者顯然或多或少都在有意識地與之拉開距離。我們可以把他們所做的看作是構(gòu)建一種框架：通過討論理論用自己的敘事描述我們?nèi)绾纬蔀槲覀兯堑呐?，利奧塔和羅蒂顯然都將自己與那種努力作了區(qū)隔。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他們所提出的不再是理論，而是哲學或是其他的什么。我認為他們應該會樂意接受這種說法。顯然，他們都對如何找到一種方法來討論我們的發(fā)展而不陷入決定主義或必然性的陷阱缺少興趣，也許他們根本就不覺得這是個需要擔心的問題。不管怎樣，他們以這種方式討論對過程的執(zhí)著和關(guān)注，把它當作追求某種引人注目的敘事的企圖，就足以激發(fā)一個疑問。也即，我們可能會感到奇怪，為了避免理論制造的僵局，我們就必須與理論保持距離嗎？

不過，羅蒂并不滿足于此。他作了非常具體的嘗試，希望找到這種疏離應該采取的形式。他提出的方法就是反諷。反諷，在他的框架里，就是意識到總有提出另一種敘事、另一個故事的可能性。而總有這種可能性的原因是，我們總是可以從一個不同的視角描述發(fā)生了什么——我們成為我們所是的過程。畢竟這是這個情形中所固有的問題，即個體主觀性的問題，我們受其所限，在看待我們身處的任何生活情形時，總會與其他經(jīng)歷同一情形的人視角不同。但是假如說總是有提出另一個故事或者故事另一個版本的可能，那么就沒有任何一個故事或版本可以統(tǒng)領(lǐng)其余，進而意味著我們沒有理由接受任何特定的故事版本。正因為我們告訴自己總有講出另一個故事的可能，所以我們等于退出了這個游戲。這樣我們就避免了陷入理論的僵局，不再一直尋找某種方法描述我們成為我們所是的過程而不落入決定主義或必然性的陷阱。不管怎樣，我認為這種反諷疏離的姿態(tài)很顯然并不那么讓人滿意，且不論它在避免理論困境上可能有多么成功。因為，最終我們對于我們?nèi)绾纬蔀樽陨淼哪莻€過程還是真誠地感興趣。正因為如此，放棄理解那個過程的努力恐怕是無法讓我們感到高興的。

但是如果說疏離不像是我們要找的答案，也許另一個獲得答案的方法是嘗試講述那個故事的故事，也就是說，我們在講的這個故事是怎么發(fā)生的故事。而這，就如羅蒂所描述的，大概就是普魯斯特——羅蒂最喜歡的作家——所選擇的方式。普魯斯特和他的偉大作品《追憶似水年華》實際上是一種元敘事，不是利奧塔所描述的那種宏大敘事，而是一種更加個人化的敘事。它不再試圖講述我們的民族、種族或其他群體的故事，而是我們自己、個體的故事。不過，我們還是期望它能夠到達一個更高的層面，從而獲得對于我們正在講述的故事的某種概觀，也許那時我們可以得到關(guān)于我們自己的故事的一種更為深刻的洞悉，繼而更好地理解我們?nèi)绾纬蔀槲覀兯堑倪@個過程。這里的想法似乎是，我們越是能夠賦予自身故事以更多的架構(gòu)（framing），結(jié)果越好。架構(gòu)是有用的，因為它能幫助我們與自己的故事拉開一定的距離。不過與此同時，我們又沒有完全與之疏離到放棄講述這個故事。我們通過給它提供更多的架構(gòu)——希望——能夠理解我們究竟是怎樣開始講述這個故事的。這里的希望是假如我們能夠追溯自己開始講述這個故事的過程，就可能幫助自己了解這個故事本身。顯然，我們?nèi)绾伍_始講述自己的故事與我們的故事本身并不是一回事。但不管怎樣，希望是確切存在的，這個小一點的故事——它自身畢竟也是一個過程——對于理解我們?nèi)绾纬蔀槲覀兯沁@個更加隱秘的過程將會有所助益。

與此同時，還有一點也很明顯，我們?yōu)樽约旱墓适绿峁┘軜?gòu)的唯一方法是基于我們獲得這一架構(gòu)的過程，也就是說，我們開始講述自己故事的過程。《追憶似水年華》的敘事者開始講述他的故事的唯一原因就是他遭遇了一系列的經(jīng)歷，意識到他的故事里有些很重要的東西，試圖把它們講出來對于他自己是有意義的。但是這些經(jīng)歷發(fā)生在他身上的方式，它們影響他的方式，這本身就是一個故事。具體說來，這是一個過程的故事。因為這些經(jīng)歷很可能發(fā)生在其他人身上卻不會產(chǎn)生同樣的效果。因此這不僅僅關(guān)乎這些經(jīng)歷，同樣關(guān)乎他對這些經(jīng)歷的反應，以及這些反應如何在不同方面塑造了他。顯然，這些經(jīng)歷發(fā)生的順序也同樣重要。因為我們在普魯斯特的小說里看到，所有這些經(jīng)歷的影響是一步一步積累起來的。它們逐漸地建立起了什么東西，而這一定是一個過程。因此，正是因為《追憶似水年華》的敘事者曾有過在威尼斯洗禮堂的臺階上絆腳的經(jīng)歷，他后來在巴黎的蓋爾芒特旅館有類似體驗時才會回憶起前面的那次經(jīng)歷，從而促使他思考記憶（具體地說，重新體驗的經(jīng)歷）是怎樣幫助我們超越時間的。這一思考繼而讓他開始寫出自己的生活故事，由此，他在蓋爾芒特旅館的那次體驗中暫時獲得的感覺將獲得某種更為永恒的形式。但是這一切都形成了一種過程。這意味著只有通過過程的方法，敘事者才能架構(gòu)起自己的故事。

因此，最后一切還是回到了過程。沒有過程我們無法到達那里，甚至為我們的故事提供架構(gòu)本身也只能是一個過程的結(jié)果。不過這意味著，我們唯一到達那里、講述我們的故事的路徑，只能是一個過程。如果說這只能經(jīng)由過程而發(fā)生，那么通過講述那個故事的故事——或者說那個故事如何發(fā)生的故事——來架構(gòu)我們的故事的唯一希望，就是通過理解那個過程。也就是說，促使普魯斯特的小說敘事者最終寫下自己故事的是很多次不同經(jīng)歷。而在我們看來，這些經(jīng)歷是深深嵌在他生活的肌理、質(zhì)感當中，而他的生活就是包含他所有經(jīng)歷總和的更大序列。打個比方來說，他能夠在整塊地毯中找出那個圖案（pattern）的唯一原因，就是他自己已經(jīng)明白，所有那些促成自己最終寫出這個故事敘事的各種互不相干的事件本身是如何形成一種模式（pattern）、表達一個過程的。而那個過程就是他得到啟迪寫成自己的故事所經(jīng)歷的過程。因此，我們最終總是回到過程。無論我們在它的周圍做多少架構(gòu)，或是用理論嘗試其他辦法到達那里，最終還是會回到理解這一過程的需要：即我們究竟是如何成為我們所是。

翟亮，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校區(qū)英語與比較文學系榮休教授，曾獲美國國家人文基金高級研究員榮譽（NEH senior fellowship，1991—1992）。已發(fā)表英文專著：《美國文藝復興的浪漫主義基礎(chǔ)》（康奈爾大學出版社，1987）、《唯美主義：后浪漫時期文學的藝術(shù)宗教》（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90）、《約納森·愛德華茲與啟蒙哲學的限度》（牛津大學，1998）、《浪漫主義理論》（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2006）。他的主要研究方向為浪漫主義文學、批評理論、19世紀歐洲文學、美國文學和現(xiàn)代主義。

牟芳芳，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外國文學》雜志編輯。主要譯作：《好奇的追尋》（阿特伍德著，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莎士比亞的歷史劇》（蒂利亞德著，華夏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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